而与丹东县相比，宽甸县的垦荒工作就进行得要差不少了，不但垦荒面积小，粮食产量也相当有限，远远不足以养活当地的数万民众。这其中的缘故，一是当地本就不如丹东县基础好，开发程度低、生地多等等；另外鸭绿江对岸的朝鲜郡县也确实不怎么富裕，连带着对宽甸县垦荒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这些无疑都极大影响到了当地的垦荒大业，最终导致了两县农业产出的巨大差异。

不过，这两地的垦荒行动虽然波折不少，进度也不尽如人意，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更是令人肉痛，但总体来说还在登莱开拓队高层的忍耐范围之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胜利了。毕竟，东岸人组织了数万灾民在鸭绿江右岸折腾了这么久，鞑子急得直跳脚，却也没任何办法。

其实，廖得功早些时候还担心满清朝廷孤注一掷，学当年黄台吉征服朝鲜，囤积粮草、拣选精锐，从辽西一路推到辽东，将东岸人设立的宽甸、丹东、九连城等据点拔除。只可惜，看来满清朝廷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会秉政的鳌拜的气魄，比起当年黄台吉时期气吞万里如虎的四大贝勒，差得不是一点半点，竟然连和东岸人在辽东决一死战的勇气都没有，那还搞毛啊！当然了，这可能也和鞑子军队战斗力下降，整体上更加依赖汉军有关，不过这就不是东岸人所能知晓的了。

“这白山黑水间的争夺，看来还是在我方的掌控之中。有朝鲜这条好狗提供给养，确实实我们能在鸭绿江畔站稳脚跟的关键，现在时间是在我们一边的，只要再给我两年时间，差不多也就初步站稳脚跟了。到了那时候，如果兵力又富余的话，老子还想去凤凰城观一观景色呢！”将手头的这份文件扔到一边，廖得功狠狠地说道。

翻过这页，下面就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信息汇总了。辽东二县如今啥也没有，连粮食都不足呢，别说其他的了。这里最富足的，可能就是满山的老林子了吧，可问题是东岸控制区的木材资源本来就很丰富，这些东西真能卖得出去吗？廖得功深表怀疑，不过他还是在其中一份请求开办国营林场的报告上签了字，表示同意，心里想着或许山东那边总需要一些吧？能挣回俩钱是俩钱，还能加速这里的开发呢。

此外，还有一份有关新税制的消息引起了廖得功的注意。在仔细研读了一遍后，他终于明白远东三藩的体制——至少是经济体制——要有一番改革了，即负责三藩经济工作的老干部魏博秋将结束部分地区的军管状态，将其从战时经济改为和平经济，而既然体制改革了，那么税制改革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文件里透露出来的意思，远东三藩的税制将有别于本土（毕竟这里的经济生态和本土的区别也很大），更加侧重对田税、盐税和关税的征收。尤其是田税，这个税种在旧大陆非常古老，但在年轻的东岸共和国却是个新出现的事物（其实以前也不是不对农民征收田税，只不过是将其划到个人所得税里面了）。

在田税的征收中，已经明确不参照本土的累进税制（田地越多税率越高），即按个人名下田亩数多少统一税率计征。另外，在魏博秋的设计中，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税率也将不同，经济作物的税率稍高，而粮食则较低，这也是符合市场实际情况的。

而比起征收面广、情况较复杂的田税来说，盐税的征收则要简便许多了。盖因如今远东三藩的盐都是由当地的开拓队政府专营的——比如宁波府的定海盐场——私人盐商是一个也无，因此等于是只要向登莱和宁波两地的盐场征税就是了。故这一项的变动其实最少，毕竟以前这些盐场就已经在政府手里运转好多年了，这次只不过明确了盐价里哪些是成本、哪些是税金罢了。

至于说进出口关税，则主要通过大泊、釜山、烟台、定海和崇明沙五大海关计征，其中釜山海关主要是对朝贸易，大泊海关涉及到与日本地方大名的走私贸易，烟台、定海则主要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而崇明沙是对清贸易（该贸易时开时闭，较不稳定）。另外还有一个有利于关税体系外的怪胎，那就是台湾银行，考虑到该行垄断了海珠岛商站的贸易，把持了黑水、宁波对外贸易的相当部分，财源滚滚，故在与其主事人邵曙光协商后，双方约定每年缴纳一个固定的数额，然后各地海关不再对其征收进出口关税。

魏博秋预计，在这些税种中，田税当是重中之重，收入也将占地方财政中的大头，其次将是盐税，因为是政府专营制度，价格不由市场决定，故收入也不可小视。总而言之，以上两个税种说白了是针对人头来征收的，即控制区人越多、种的地越多，其税收总额也将越高。而海关的进出口关税虽然也不能说与人口数量无关，但终究还是要看对外贸易的发达程度，与人口的相关性已不是那么强了。

目前魏博秋也就初步设计出了这三种税收，且打算在宁波府诸县先期进行试点，以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地方上的抵触情绪不是那么激烈且政府也确实换回了不少税收的话，那么下一步他将视情况再设计一些税种出来，以加强政府的财力——像在白山黑水间与鞑子进行争夺，没有钱可不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