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那年不过十二岁的孩子，那时候国家已经强制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多年，所以他也不得不送进了学校。河图要长我几岁，可偏偏早些年都给耽搁了，所以他虽然岁数大，却不得不从头学起。

不过好在河图人天资聪明，原本也识字，白天学习，晚上则跟查文斌学道，就这般的生活大约过了有一月有余。

河图所在的小学后面是一片柳树林，上方则是一石砌成的拱桥，一条小河从柳树林里穿过，距离学校也不过就二十米远。

这学校有点年头了，清一色的小平房，墙壁上还刷着文革期间的标语。黑色的石棉瓦和斑驳的黄色墙壁送走一代又一代村里人。

那时候的校园里是没有玩具的，更加别提现在随处可见的单双杆。这里没有球场，也没有跑道，地上是孩子们下课冲锋后留下的尘土飞扬。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互相用硬木板隔开，一个供孩子们蒸饭的食堂，还有六间教室以及两间老师们的办公室。

因为河图的年纪比同班级的孩子都要大，个子自然也高，他就落座在了后头。这教室的后头有一扇门，门就对着河，那里有一块浅塘，是村里妇女们洗衣服洗菜的地方，也是这些孩子们下课后的娱乐天堂。

他的目光很少停留在黑板上，而是经常看着门外的河，虽然跟着查文斌入门不久，但这些年来的耳读目染也让这个孩子对于风水有一定的了解。别人拿着铅笔或学写字，或画画，可这孩子却在纸上画这一代的风水图，作为无神论者的传播者，光荣的人民教师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做这档子事情的。

于是乎，查文斌开始作为家长被请到学校里。生活在这里的人多半是知道他的身份的，可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头就有一股傲气，用带着横扫一切迷信的眼神，查文斌只能告诫河图在学校里得注意自己的身份。

离查文斌他们村十里开外有一个小村落，大约二三十户人家，这里原本盛产山核桃，靠山吃山的人们便在此地定居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这个村原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校，可是那些年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每家每户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下，这个村的后继人口显得有些单薄了。

到了与我年纪相仿的那一辈，他们村只剩下三个男孩子需要读书。原本那村里也有一个代课女老师，后来嫁了人，出了山，这里的学生们便没了老师。省城毕业的大学生们哪肯进那座位于半山腰的破学校，有经验的老师也是越发不愿意往那里调，后来主管教育的人脑袋一拍，撤了那小学，和查文斌他们村的那个学校进行合并，于是那所小学里仅剩下的三个男孩子来到了山下。

这两个村相聚十里地，并且都是山路，期间没有一户人家，更加别提有路灯了。夏天孩子们起得早来上学倒还说的过去，可是到了冬天山里黑的早，山路又容易结冰，上学就成了困难事。谁家都指望自己子女有出息，通过读书跳出农门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权衡后经过几方商量，这三个男孩子给安排住校。

那时候学校里头是没有生活老师的，农村小学的教师们除了一天的课程之外，晚上回到家还得忙田地里的农活，谁也没空管这些孩子，这任务就落到了替学校看门并且负责食堂的一位老大爷身上。

因为没有宿舍，孩子们就挤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几张旧门板拼凑成的床就是这里唯一的家具。

因为年纪尚小，这些孩子基本维持在一周回家一次的频率，大部分的时间里由那位老大爷负责照看。老人的作息规律毕竟不能和这些贼精的小毛孩子比，刚开始，这三个孩子还挺老实的按时睡觉，没过几天，那股子新鲜劲立马让他们对这个新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岁大的男孩，哪里有那么容易消停，不是今天溜进教室搞破坏就是明天把青蛙塞进校长室，学校里对这三个孩子很是头疼却又无可奈何。

十月份的天气，山里已经有些凉了，这三个猴崽子在放晚学后跑到河边洗澡。那个小河塘里的水对于大人们来说是不深的，也就齐个人腰，可对于这些屁点大的娃娃来说，还是一块危险区域。

那一天说来也巧，食堂老大爷被他女儿接回去吃晚饭了，说是家里来了远方客人。这下这仨孩子是彻底没了约束，使劲折腾。那个点恰好又是饭点，无点多钟的光景，乡下人都是收工吃饭的点，所以学校周边也鲜有人来往。